毛泽东的粮食观：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农业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产业，也是基本产业，是一切生产活动和消费活动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

    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大国，重农、重粟，是传统农本思想的重要内容。史书记载的论述很多，诸如：“食为政首”、“王者以民为本，而民以食为天”、“粟者，治国之道也”、“不生粟之国亡”等等，集中反映了把发展农业，增产粮食看作是治国的基本原则，把粮食生产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民间广泛流传的“有粮则稳，无粮则乱，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谷乃国之宝，民以食为天”的等俗语，也是古代重农、重粟思想在民间的折射。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深切了解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吸取古代农本思想精华和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思想，是在批判地继承“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传统思想和在对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关系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疾呼：“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在1934年1月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①

这是毛泽东关于农业生产问题的最早论述。抗战时期，他曾多次强调：“一定要加强军队的粮食生产，同时帮助人民发展农业、畜牧业。”1939年在讲到我们的教科书应该多讲一点大米、小米、养牛、养猪等东西时，他指出：“这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讲法，天下是经济第一，其他东西第二，而这些小米、大米、喂牛、养猪等，都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②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针对建国前夕美国艾奇逊等人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吃饭问题的论调，他更是将解决温饱问题、解决粮食问题作为执政党生死攸关的大事来抓。一再告诫：“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③针对“大跃进”影响农业生产状况，他一再提醒不能因为抓工业、抓钢铁而丢掉农业。1958年在《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农业大有希望〉报告的批语》中指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三件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并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次全会后，提出“以粮为纲”口号。在1959年的关于《粮食问题》一文中，进一步指出：“多产粮食，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1960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中更是首次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从而将农业、将粮食提升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地位。

毛泽东不仅重视粮食生产，同样也重视粮食储备。他在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中指出，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60年代中期，基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他从战略高度提出“广积粮”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强调生产和储藏粮食。他说：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备，总不是长久之计。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他的这一观点，同古代韩非说的“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韩非子·显学》）颇为相似，而不同的是“藏粮于民”的主张，显然是兼顾国家与人民利益的两全办法，比韩非则要高明了许多。

综上所述可见，毛泽东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的思想，既吸取了传统农本思想的精华，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丰富与创新。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今天，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现在我国粮食虽已实现“九连增”，但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消费量的增加，耕地面积继续减少，粮食问题前景依然不容乐观。一些人以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认识不正确，也危险。我们仍须居安思危，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农业，不重视粮食。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1卷第131页。

②转引自毛新宇《爷爷激励我成长》228、229页。

③1957年《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卫先庆  单位：六安市粮食局）